这两位带领酒厂乘风破浪的彪悍姐姐,是威士忌史上的传奇!

2020年07月03日 品茶咖啡 阅读 32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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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不爱看综艺的人,一来日理万机(说笑),二来确实兴趣不大。不过最近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真的看得我一身鸡血,内心燥动。

诶,不必想歪,纯碎跟各位一样,为姐姐们的魅力所折服。

“大龄女青年打破年龄和社会认知的桎梏,重新全力以赴追寻梦想”,在这样的节目内核之下,我们在一个目标是“做女团”的节目里,看到了一水儿走路带风、各具锋芒的姐姐,而不再是一群甜美无害、不谙世事“少女”。

带着各自的沉淀,她们用毫不避讳的“野心”大声告诉所有人:不管多少岁,只要姐们儿想,也可以成团出道,更可以永远年轻。

女性超脱年龄的活力与美,在这个节目里被展现地淋漓尽致。黄龄的鬼马娇俏,张雨绮的直爽干脆,钟丽缇的性感成熟,万茜的淡然冷静,金莎的温柔甜美,郑希怡的飒爽自如,张含韵在酸酸甜甜之外的风情……

还有30位姐姐一起生活带来的天然戏剧性,三观直接碰撞的真实感,都让你我欲罢不能。

正如许飞在淘汰时发的那段文字:

舞台上的灯即使关掉了,也总有一些头顶自带光亮的人,她们不屑讲述流过多少汗,更懒得证明自己经历过什么,即使将她们放置在高倍放大镜下,已然飒得炉火纯青。

节目本身也是这个时代很稀缺的文艺产品类型,谁说唱跳是年轻女孩的特权?带着对当下清一色“低龄选秀”综艺审美的挑战,这个节目正在一点一点瓦解社会对30+女性的偏见和恶意。

谁再敢说女性年龄增长就代表万劫不复?48岁的静姐上来就是一个大白眼。

多元化的自信女性组成的各个唱跳团,成为了今夏的重磅炸弹在屏幕内外轮番轰炸。有人说姐姐们的时代终于来了,但愿真能如此,被严重低估的女性个人价值是该有它的出头日了。


看过了台上飒爽的姐姐,难免让我联想到台下,每个行业里被“埋没”的那些。拿咱们威士忌圈儿来说,曾经在苏格兰“卡杜(Cardhu)”酒厂扛把子的,就是两位传奇的女性,伊丽莎白和海伦。

很多媒体报道将两人称之为“英雄”,纵观她们对卡杜酒厂乃至整个行业的贡献,这个头衔绝对不过分。

先说说海伦,在19世纪前期艰难存活的阶段,她的很多机智决策在关键时刻拯救了酒厂。

1811年,海伦·卡明(Helen Cumming)和丈夫约翰·卡明(John Cumming)在斯佩塞河畔的诺堪多(Knockando),把一个叫卡杜(Cardow)的农场租下了19年。在“非法蒸馏”盛行的年代,开始默默地投入小规模威士忌生产。

选在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地理位置足够偏僻的同时,也容易获取水资源和泥炭,可谓非法蒸馏的理想场所。

可是没有执照,麻烦还是不小。1816年时,约翰本人已经前后三次被判了“非法蒸馏罪”,罚了钱。虽然是约翰“遭了罪”,但真正手握酒厂命脉的首席蒸馏师,是妻子海伦。

所以在酒厂传记《卡杜:麦芽威士忌世界》一书中,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描述:

有一次在酿造时,她(海伦)被警告说他们(税收官)要来了。仅有的足够时间里,她藏起蒸馏设备,替换上制作面包的材料,用面粉涂抹在胳膊和手上。当敲门声响起时,她带着热情的微笑打开了门,‘请进,我刚刚在烤面包’。”

彼时的诺堪多地区也到处都是非法蒸馏的作坊,海伦会给这些税收官做一顿饭以示安抚,然后趁他们吃饭的空档,溜出门,升起一面旗,以此来提醒邻居们。

很有趣的是,海伦的机智行为竟真的让这些前来找寻非法蒸馏证据的税收官员束手无策,再无法抓到目标的他们,开始兵行险招,妄图用贿赂的形式收买海伦。

起初,海伦拒绝了,但后来她想出了一个皆大欢喜的计划。

海伦在一个大黑岩(Cardow/Cardhu卡杜酒厂的名字,盖尔语中的翻译是Carn Dubh,意思就是黑色的岩石)后面的山洞里,安放了一个蒸馏器的破损部件,税收官们发现后,很开心地将这部分作为证据上交了。

而收下的贿赂她慷慨地分给了邻居们,让大家用这笔钱购入新设备,重新开始了蒸馏。

1823年《消费税法案(Excise Act)》通过,开始允许小规模蒸馏威士忌,只需要花10英镑购买执照,每加仑酒精再支付固定费用即可,于是卡杜就成为了第一批拥有蒸馏许可证的酒厂之一。

过了9年,海伦和约翰就把酒厂经营全权交给了儿子路易斯·卡明(Lewis Cumming)。因为规模不大,路易斯索性将酒厂打造成“斯佩塞最小”,小型蒸馏器蒸馏出的高品质威士忌,为卡杜赢得了极好的名声。

1874年,在路易斯去世两年后,95岁海伦去世了。

不过她的功绩一直在斯佩塞的土地上广为流传。一位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诺堪多居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这位“卡明奶奶”如何透过卡多农场厨房的窗户,以一先令一瓶的价格出售威士忌的故事。

再说回酒厂,第二代负责人刘易斯·卡明去世后,所有挑战都到了他45岁的遗孀伊丽莎白身上。除了经营农场和酿酒厂外,她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儿子,当时她还怀着第三个儿子,他们5岁的女儿还在父亲去世三天后突然去世……

尽管如此,伊丽莎白还是扛下了这些压力,在接下来的近二十年里,做了很多改变酒厂和家族企业命运的大事。

第一件事,就是大兴土木。伊丽莎白在邻近的土地上获得了一片土地的使用权,并在1884-1885年,花了2年时间,建造一所全新的酿酒厂。

修建新厂不仅仅是现代化的需要,当时卡杜的威士忌受到了高度的追捧,酒厂对自身风味进行了改善后,从每年2.5万加仑增加到4万加仑,甚至直接翻倍到6万加仑,因此提高产量是最迫切的需求。

卡杜的主要客户之一,是新成立的DCL公司,但DCL的野心可不止于此,它更希望通过直接收购酿酒厂的形式,来最大限度地确保自身调和威士忌的供应。

新酒厂修好的第二年,DCL就找上门来了。他们通过伊丽莎白的商人妹夫詹姆斯表达了收购的意愿,结果被伊丽莎白回信拒绝了,考虑到酒厂包含了两代人的心血,她写到:“这对我的家族不公平”。

不过七年后,因为家庭的变故,伊丽莎白的心情也发生了转变——大儿子刘易斯突然去世,次子约翰·弗利特伍德·卡明(John Fleetwood Cumming)被迫放弃在阿伯丁(Aberdeen)的医学研究回到了农场……

因此在1893年9月,伊丽莎白最终同意以20500英镑(不包括股票)的价格将卡杜酒厂出售给了John Walker & Sons Limited,也就是尊尼获加的母公司,附加条件是公司的100股股票(当时价值5000英镑)和一个董事会席位。

从此之后卡杜威士忌成为了多款尊尼获加调和威士忌的重要基酒,并成为了其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尊尼获加走向成功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意义。

出售卡杜是伊丽莎白对尊尼获加品牌前景作出预判之后的一次大型投资,而事实也证明,这确实保障了家庭和酒厂的未来。

在新东家的领导下,卡杜得以在1898年帕蒂森事件(The Pattison Crash)后安全度过低迷期。这个事件文末我会细说。

一年后,公司花费7000英镑将卡杜酒厂产量翻番,并于1902年增设了管壳式冷凝器(shell-and-tube),还出资修建了从酿酒厂通往斯特拉斯佩(Strathspey)铁道线上的新诺堪多(Knockando)车站。

这次出售,也是伊丽莎白为卡杜做的最后一件事,一年后,她突然去世,享年67岁。

伊丽莎白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她远不止一位成功的酒厂负责人,更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榜样。当时的一位报社记者在评价伊丽莎白时,丝毫没有吝啬自己的溢美之词:

“人们记得她是社区里最慷慨、最有爱心的人之一,睿智而有远见。一个普通的勤杂工,一个银行家,一个家庭纠纷的法官,一个真正的穷人的朋友。”

除了用作调和,卡杜的单一麦芽威士忌,也是整个帝亚吉欧很宝贵的财富。卡杜酒厂最经典的几款酒,分别是12年、18年、和琥珀。

卡杜12年是一款随和又迷人的斯佩塞威士忌,很“夏日”的一款酒。入口之后有橡木和香草香料的甜美,干净、清脆的橡木和蜂蜜、煎饼、甜麦芽,柔和甜美,口感非常顺滑。

18年的卡杜依旧保留了酒款柔软和平易近人的风格,同时添加了水果、皮革和巧克力的味道,丰富且美味。

卡杜琥珀则属于平价里的精品了。酒体和它的名字一样,是非常漂亮的琥珀色,闻嗅有非常明显的苹果、肉桂和蜂蜜香气,入口可以尝到柠檬、焦糖和香草,尾韵是微苦的柑橘和橡木味。

值得一提的是,卡杜的二次熟成是在烤过的美国橡木桶中,无论是酒体还是风味,都定义为恰到好处的中庸之道。对于刚开始接触单一麦芽的朋友来说,是非常理想的尝试,也是我家中常备的良伴。

2019年的帝亚吉欧SR系列,以“RARE BY NATURE"生而珍稀为主题,其中最一瓶难求的就是卡杜14年,很多人因为这款酒而无法集齐全套,价格更是从刚刚发售的几百直线飙升至3000+。

以双桶熟成方式酿造,在Amontillado雪莉猪头桶中熟成,但采用了比平常更久的时间,又以原桶强度55%装瓶。

拥有轻柔带着馥郁水果香气,甜美的桃子和樱桃气味,还有淡淡香蕉奶油气味。在口腔里绵软甘甜,口感比较干爽和辛香,还有一点点咸,回味长且干净,极其优雅。

今年的帝亚吉欧SR里,也有一款限量的卡杜11年,以浓度56%装瓶,带有柔顺的蜂蜜与辛香料木质调性。还没有太多详细资讯,但我已经可以预估到众人抢购盛况了。

还有更珍贵的就是偶尔能得以一见的COD单桶卡杜,太少太稀罕了,求都求不来。

经过了三代人的努力,曾经的非法蒸馏所走到了现在的成功境地,约翰·弗利特伍德·卡明也成为了业内颇具影响力的人物。

但是,如果没有两个杰出的女性,海伦和伊丽莎白的努力,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再分享一些关于卡杜的花边知识:

1、约翰和海伦夫妇购买执照也是听取了格兰威特(The Glenlivet)创始人乔治·史密斯和格兰冠(Glen Grant)创始人约翰·格兰特(John Grant)的建议。

早期,乔治·史密斯就给予了卡杜很大的帮助,在卡杜拥有自己的客户前,很多威士忌都是史密斯买下的。

2、还是有人批评卡杜。酒厂第二代负责人路易斯的弟弟詹姆斯·卡明,也是酒厂的常客,在1847年12月31日写给哥哥的信中,詹姆斯写道:

“我非常希望你能尽可能少用一点味道,少一点皂液味,它只能让我尝到肥皂味。格兰冠的威士忌每加仑都比你的贵一先令,如果你不能少用肥皂,也应该把你的蒸馏器调得更高一点……如果我不把你的和Buchans混在一起,我一加仑也卖不出去。”

3、1886年3月,卡杜的新厂建成后,旧的蒸馏器以120英镑的价格卖给了威廉·格兰特(William Grant),他当时正在达夫镇建造自己的酒厂,也就是格兰菲迪(Glenfiddich)。

4、第三代负责人约翰当年成为尊尼获加董事的年薪不低于200英镑。1888年,他搬进了阿伯鲁尔的一个富丽堂皇的新家,可以俯瞰斯佩:道恩之家(Spey: Dowans House),后来变成孤儿院,现在是道恩酒店(Dowans Hotel)。

5、到19世纪末,Cardhu已成为苏格兰顶级麦芽威士忌蒸馏厂之一。1960~1961年期间,酒厂进行了改建,蒸馏器数目由4台增加到6台。

6、补充介绍一下上面说到的“帕蒂森破产(Pattison Crash)”事件,算是苏格兰威士忌史上的大丑闻之一。导致整个威士忌行业陷入困境,12家酿酒厂因此关闭,终结了当时的繁荣景象,更使得整个行业了倒退十年。

帕蒂森兄弟原来是爱丁堡的乳制品批发商,看准了当时威土忌有钱可赚,1887年成立调和公司,1896年进入蒸馏事业。

利用强大的营销和集资能力,集得资金十万英磅的巨款,耗费巨资兴建豪华办公室、保税仓,同时买下格兰花格(Glenfarclas)一半的股权,欧摩(Aultmore)、欧本(Oban)的部分股权,以及1间啤酒厂,扩张速度之迅猛,规模一度大于当年实力最强的DCL。

他们在广告上下了血本,还大胆地运用了大英帝国及其军事力量进行宣传,在1897年,据说在广告上花费了2万英镑,是次年的三倍。

同时,还用现在看来很“扯”的方式,扩大知名度。

他们找来五百只鹦鹉,训练它们重复说"Buy Pattisons",然后再放到公众市场上进行洗脑式宣传……

但天才的营销掩盖了本来就薄弱的业务,再加上一些卖劣质酒的骚操作,最终让这场梦幻的泡沫被戳破了。

1898年公司开始出现营运不稳,银行拒绝贷款,1898年12月5日,股票暴跌55%。公司宣布破产并进行清算时,发现债务高达50万英镑(可能是今天的三千余万人民币)!,而公司的总资产仅有债务的一半不到……最后两兄弟以“欺诈罪”入狱,连累至少9家公司倒闭,还让无数投资者血本无归,对整个行业的影响极其恶劣。有机会,咱们再细说。

7、卡杜的原名叫Cardow,所以以前的酒标、酒厂名,都是Cardow,改为Cardhu是1981年的事。

8、也发生过有一些不太光彩的事。

2003年,由于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地太过畅销,有传言卡杜库存短缺,产量已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于是帝亚吉欧悄悄把原来的单一麦芽威士忌改为混合麦芽威士忌。

采用原来的”Cardhu"名称和原有的商标图案,只是把商标上的"Single Malt"(单一麦芽)改为"Pure Malt”(纯麦芽)。

但这种“纯”麦芽除了卡杜之外,还包括其他四个酒厂的酒。

帝亚吉欧认为,商标上的一字之差已经向消费者做了交待,不存在欺骗顾客的问题。但是苏格兰的其他威士忌酿造者们认为,看上去同过去没有明显差异的商标和包装将起到欺骗消费者的作用,从而严重损害了苏格兰单一麦芽威士忌的信誉,对整个苏格兰威士忌酿造业构成了威胁。

这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整个行业都威胁要针对帝亚吉欧的误导客户和贬低单一麦芽威士忌的地位提起法律诉讼,最终迫使其撤回了纯麦芽版本的卡杜,并将该品牌恢复为单一麦芽。

很好区分,单一麦芽的商标颜色是红色,混合麦芽则是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