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对冲浪运动造成了极大的影响。1941年珍珠港事件，包含了美国、澳洲、夏威夷本土在内的几乎所有的男性冲浪者都应征加入军队，大部分的人都离开了海浪。冲浪板的发展也停滞了。这项运动最大的比赛项目-1928年成立的太平洋海岸冲浪锦标赛也被迫停止，并一去不复返。配给制度迫使少数滞留在海边的冲浪者不得不把数量稀少的汽油券收集起来，以便去寻找海浪，因为像是马布里、Waikiki、Bondi沙滩都被铁丝网封锁了起来以防日本人偷袭。据不完全统计有近百名冲浪者在这个战争中死去。”

从二战归来的冲浪者开始用战争中开发的新材料来制作冲浪板，如玻璃纤维和聚酯树脂;在50年代中期，冲浪板制造商开始用另一种战时产品聚氨酯泡沫削板。

电影人布鲁斯·布朗(《无尽的夏天》导演)和电影制作人兼出版商约翰·西弗森(《冲浪者》杂志创刊人)在50年代中期在檀香山服兵役时开始了他们的冲浪传媒事业。

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冲浪者对越南战争的反应与他们的前辈对二战的反应大不相同，成千上万的人逃避兵役，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越南的抗议游行和集会。60年代末，冲浪媒体开始有反战倾向，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政治中立。好莱坞电影制片人和编剧约翰·米利厄斯称，加州文化的力量很大程度影响了民众对越南战争的看法。

米利乌斯在他的剧本《Big Wendnesday》(1978)和《现代启示录》(1979)中探讨了越南对冲浪者的影响，以及冲浪者对越南的影响。2011年出版的《God Went Surfing with the Devil》认为冲浪为以色列和巴基斯坦间建立起了希望的桥梁。

2000年代和2010年代，美国为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受伤的退伍军人建立了几个冲浪治疗项目，包括Wounded Warriors (弗吉尼亚)、the Warrior Athlete Surf Clinic (圣地亚哥)和Warrior Surf Foundation (Folly Beach)。这些项目将冲浪作为一种低影响的物理疗法，成功地教会了截肢者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冲浪:俯卧、跪着，甚至是站立。诊所将冲浪作为减少创伤后应激障碍影响的一种方式。

人们常用平静的词语来描绘冲浪，《The Surfer's Journal 》杂志的出版人Steve Pezman称这是在流动舞台上的舞蹈。但这项运动的方言实际上充满了战争的隐喻:大浪冲浪板通常被称为“枪”;冲浪杂志比赛的文章标题有“马里布的一天战争”;波浪经常被形容成“充电”、“攻击”和“破坏”;超大海浪是“炸弹”，长板是“坦克”，好斗的年轻冲浪手是“冲浪纳粹”。Bartholomew说，进入了夏威夷的管浪里，就像进入了一场战争。

作者：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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